举个例来说，有个得了癌症的人，医生说你只能活半年了，他吓得回去两三个月就死掉了，甚至是十天半个月就倒了，因为医生的一句话击跨了他的整个精神都，而他的肉体也就随精神转得更快了。
既然如此，你想一想这样的世界还是牛顿经典时空观里面的世界吗？还是我们百年来许多中国人信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吗？根本不是。当然，这个真相也不离于心。
他的本质直观是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尽量排除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影响。我想就讲到这儿，如果要进一步研究的话，可以去读相关的经典。当念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深般若波罗蜜多。第三句此无故彼无，这里的无是离散的意思，就是当各种各样的因和缘不断减少，跟它相应的结果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叫此无故彼无。而且，即便是这粗浅的因果，如果是没有智慧的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假相。
你要是不信，就很难走进、更不要说看到佛陀所看到的世界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说，是当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证明佛教的因果观，而不是以佛教的因果观越来越接近科学的因果观。礼、刑、命皆为制度性的规范，但在孔子看来，礼是更为基础，更根本性的，刑和命是补充或辅助。
20世纪80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晚年领衔编纂《儒藏》工程，汤一介先生对中国文化、对儒家思想可谓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汤一介先生说，任何一个思想体系都不可能解决各个时代人类的所有问题，它总有它的问题和局限，儒家也一样。于是内圣外王的儒学主张常常美化了当时的专制政治。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汤一介先生之所以批评内圣外王之道，不仅仅由于它在理论上的不完满或现实条件之难以满足，还因为在这种内圣外王旗帜下行进的中国历史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教训，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儒家思想能够在这方面为现代人提供很多富有启发的智慧和资源，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弘扬的。
汤先生这样设问：我们为什么要说儒家思想中也有民主和科学呢？如果我们说儒家思想并没有这些思想，但它可以不与民主和科学相抵触，是否影响儒家的价值呢？不一定。也就是说，内圣外王过分强调了人自身的觉悟功能、人的主观精神和人的内在善性，要求人由其内在的自觉性约束自己，以为靠圣王就可以把天下治理好。汤先生认为，要讨论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首先应弄清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弄清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我觉得可以注意两点：一点是要注意贯穿儒家思想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某些思想。《汉书·礼乐志》：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但它却对维系人际关系、进行道德教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新儒家可能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方向，即用西方的模式来规范儒家思想。盖因儒家哲学虽也提倡礼的外在的规范作用，但它从来就认为礼这种外在规范必须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或内在的本心的作用为基础。如果这四者配合得好，那么行王道的条件就具备了。
这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故而，汤先生说： 照我看，靠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升，求得一个个人的孔颜乐处或者可能。
因此，汤先生说：‘内圣可以与‘外王结合，但也可以不结合，也就是说‘内圣不必‘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只有其有限的意义，它不应也不可能作为今日‘中国哲学之精神。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企图由内圣开出外王，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体系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同时，大力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创造出新型的礼法合治的社会。如果把内圣外王之道理解为，一个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在适当的客观条件下更可以实现其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努力去实现其理想，这也许是有意义的。礼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对规范人们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要制定各种礼的制度，这是由于人性情的要求，所以礼不可废。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汤一介先生指出，自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多推崇内圣外王之道，直至近世许多重要学者也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精神之所在。另一方面，在现代化时代，面对全球性、普遍性的人类问题，儒学必须提供其独特的积极性文化贡献。
汤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实际没有出现过儒家所塑造的那样的圣王，所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而自居为圣王的王圣，或者为其臣下所吹捧起来的假圣王。达到了这个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由于人之性恶，由于强调外王，故荀子主隆礼重法：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进入专题： 内圣外王 礼法合治 汤一介 儒学 儒家 。
儒家所要求维护的人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要用道德来维系的，而主要不是由政治法律制度来维系，因而在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里儒家思想往往表现着某种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它往往把政治道德化，也把道德政治化，维系社会主要靠人治，而不是靠法治。道（或天道）是客观存在的，但道要人来发扬光大它，要人来实践它。
但是，对于儒学的现代化或第三期发展，应该在总体上如何定位，汤一介先生却颇有担忧，他说： 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良知坎陷说，只是这一内容的哲学化或康德化表达。提要：汤一介先生指出，儒学要现代化，必须先研究其基本精神，即理想主义和人本主义，二者结合的价值在于教人做人的道理，在于获得真善美的境界。另一方面，把儒学政治化，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因此，汤一介先生反复强调，一个社会健康合理的发展，需要两套东西来维护，一套是道德，一套是政治法律制度。做人是最不容易的，做到和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身心内外的和谐更不容易。
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在中国古往今来的社会中，有不少占有最高统治地位的帝王，他们自以为是圣王，别人也吹捧他们为圣王，而使中国社会几乎沦于崩溃的边缘吗？ 换言之，内圣外王的主张，没有造就出真正的圣王，倒是由于与政治的结合而造成假圣王、假王道的泛滥，给中国历史带来灾难，从而与儒家原本的理想背道而驰。通俗地说，就是圣人（佛）在达到自我完满之后，其良知必然自觉地转入世俗，拯救芸芸众生，此即儒家所谓兼济天下。
在荀子那里，礼法这一概念既包括礼又包括法，而这两者是相关的，所以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但是从现代社会来看，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可以是不治而议的，做一个现代公民社会中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都去学而优则仕，也可以是远离世事而一心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不必都趋向中心，也可以走向边缘。
所谓良知的坎陷，即是由良知成就的内圣或道德理性，通过曲通或曲转的自我否定而成为观解理性（理论理性），从而成就民主与科学。一方面，历朝历代都会利用儒家的思想，比如，三纲六纪的思想、把忠和孝绝对化的思想。内圣外王，即先内圣而后外王。他说：我并不认为儒学已经没有价值，它的某些观念，它提出的某些问题，甚至它的理想等等，无疑是人类宝贵的财富，都有它的现代意义。
诚然，撇开荀子的特别看重礼法之治不谈，儒家在重视以仁为本的礼治的同时，也是看重（刑）法的作用的。一个他们认为，孔子的内圣思想可以开发出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的外王之道来，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
礼起教化的作用，法则对犯法的人起惩治的作用，因此，圣人既制五礼，又制五刑，以保证社会的安宁。如果说孔孟强调的是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荀子则强调由外王而致内圣的道路。
各种文化系统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而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内圣不必外王，这个命题可做两层意义来理解：一，内圣不必然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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